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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0-20 19:38:16  来源:本站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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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远看,产业扶贫重在增强贫困群众‘造血’功能。”临泉县委书记邓真晓认为,提升产业扶贫质量是一个长期过程,其效果不能单纯以贫困户脱贫为衡量标准。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速6.8%,连续12个季度稳定在6.7%至6.9%的中高速区间。

  我和大家一起吃、一起住,摘豆子,挑豆子,晒豆子,拿着仪器测糖度、密度、含水率,记录海拔、树种和开花结果的情况。

  爱国奋斗从来都是具体的、实践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新疆额尔齐斯河流域开发工程建设管理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邓铭江在新疆水利工程一线多摄氏度的高温,冬天冒着零下30多摄氏度的严寒,一步一步丈量调水路线。“我们为克拉玛依这座‘没有水、没有草,鸟儿也不飞’的油城引来了生命之水,再苦再累都值得。”他表示,将坚守在新疆水利事业第一线,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祖国改革发展的伟大事业中。

  “埃塞俄比亚有大量的优质廉价劳动力,有很好的投资机会和廉价的电力供应,入驻埃塞俄比亚工业园对中国企业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埃塞俄比亚通讯社副总编辑格塔丘·阿贝贝认为,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与中企进行合作,埃塞俄比亚能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

  据介绍,为了履行社会责任,项目方还与当地地方政府签署了协议,就铁路沿线居民的用水、用工、培训机会开展合作,为沿线村落修路、打井、建水塘,并对家庭困难员工提供帮助。看到铁路沿线的玛格拉尼小学老校区十分破旧,项目方应邀承担起临时校区的建设工作,并为学校捐赠了不少文体用品。开学典礼上,一位学生家长道出了当地人民的心声:“我在铁路上工作,中国人不仅给我带来了工作机会,还给孩子们修建了新学校。感谢你们,你们对肯尼亚当代及下一代的发展都功不可没。”本报北京8月12日电(记者刘诗瑶)12日,“向阳红10”科考船历时250天,航程29821海里,顺利完成中国大洋49航次科考任务后返航浙江舟山。

  特别让人欣喜的是,上半年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外出务工收入继续增加。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142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8%,与GDP增速保持一致,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1个百分点,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为2.77,比上年同期缩小0.02。其中,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总量达到1.8亿人,同比增长0.8%;外出务工劳动力月均收入3661元,同比增长7.5%,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1.2个百分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什么是生态文明、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了习生态文明思想,推动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生态文明建设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革命性全局性变革,必须深入学习和贯彻落实习生态文明思想,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不断发展和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揭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依据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千年大计、根本大计的历史高度出发,着眼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把握我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揭示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依据。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根本大计。习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这些重要论断充分表明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历史维度和战略高度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定信念和坚强决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中华民族要实现永续发展和伟大复兴,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认识和把握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文明发展规律,不断夯实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伟大复兴的生态环境基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要求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内容,但目前我国的优质生态产品供给还存在明显不足,无法满足人民需要。顺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为此,要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把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民生优先领域,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深入实施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全面落实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加快补齐生态环境短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全面推动绿色发展。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就是遵循新发展理念的发展。习同志指出,绿色发展是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是解决污染问题的根本之策。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其中,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必然要求全面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求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条基本方略;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又将其作为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现代化是世界发展的大势,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既是推进现代化的重要原则和不竭动力,也是人类文明发展到更高阶段的重要体现。描绘建设美丽中国的基本路径习同志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要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这包括生态文化体系、生态经济体系、目标责任体系、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生态安全体系五个方面。构建生态文明体系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发展战略,深入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的问题,描绘出建设美丽中国的基本路径。生态文化体系是灵魂,提供理念先导、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传统工业化道路积累了大量生态难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的生态智慧可以为破解生态难题、建设生态文明提供有益启示。中华文明传承5000多年,积淀了丰富的生态智慧,比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哲理思想,“劝君莫打三春鸟,儿在巢中望母归”的经典诗句,“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治家格言等。这些质朴睿智的自然观至今仍给人以深刻警示和启迪,成为我们构建生态文化体系的重要思想资源。生态经济体系是基础,是构筑绿色化生态化国民经济结构的保障。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建设生态经济体系,必然要求推进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一方面,为保护生态和修复环境,经济增长不能再以资源大量消耗和环境毁坏为代价,而是要引导和推动生态驱动型、生态友好型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应根据资源的稀缺性赋予其合理的市场价格,尊重和体现环境的生态价值,进行有价有偿的交易和使用。目标责任体系是责任和动力,必须守住底线、划定红线、明确上限。习同志指出,要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只要指导思想搞对了,只要把两者关系把握好、处理好了,既可以加快发展,又能够守护好生态。可以说,生态底线也是发展底线,经济社会发展绝不能突破生态底线。从根本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实现生态环境发展目标,必须坚决守住生态底线。要强化资源利用上限约束,促进资源集约高效利用,确保资源利用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绝不能突破最高限值。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是保障,是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机制创新的组织保障和法治保障。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大多与体制不完善、机制不健全、法治不完备有关。因此,应不断深化和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强顶层设计,加强科学政绩观建设,加强法治和制度建设。习同志指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要高度重视制度和法治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硬约束作用,不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建立系统完整的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推进生态环境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生态安全体系是基石和屏障,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护国家生态安全,要具备支撑国家生存发展的较为完整的山水林田湖草自然资源体系、自我修复能力较强的生态系统和较高的环境生产力,确保国家生存发展所倚重的粮食、水、能源等安全。必须维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稳定性和功能性,确保具备保障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自然基础;必须有能力有条件妥善处理国家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生态承载力问题,有效应对国内外重大突发生态环境事件。丰富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习同志关于生态文明的重要论述,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境界高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自然、社会辩证统一的思想,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方向和路径,极大丰富和发展了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首先,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要求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以“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理念,进一步揭示自然是一个相互影响的系统、世界表现为一个统一体系;揭示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运行规律,指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牢固树立生态红线的观念,强调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就是要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其次,发展和确立了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自然辩证法。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著名论断,超越了机械生态中心主义、扬弃了人类中心主义,既揭示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又蕴含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金山银山的“人为美”、绿水青山的“生态美”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型美”三重境界,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和路径。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习同志关于生态文明的重要论述具有国际视野、全球眼光,充分体现了大国担当。习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呼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搞好生态文明建设,ag6亚游正规吗是对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力引领和重要贡献。今天,生态环境危机已成为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独善其身。中国特色生态文明之路,本质上是对传统工业文明的扬弃。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推动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应尽的国际义务,在气候变化谈判和气候治理行动中展现出诚意、决心和智慧,体现出强烈的大国担当。(执笔:潘家华庄贵阳黄承梁)现代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首推司法诉讼机制。司法诉讼在一国的纠纷解决体系中居于关键地位,具有规范性、程序性、强制性等特点和优势。但是,由于传统的诉讼机制有越来越繁杂的倾向,而社会发展又使得诉讼数量大为增加,法院负担越来越重。同时,诉讼成本高和审判执行迟延已成为许多国家普遍面临的难题。在这种情况下,各种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便应运而生。在司法诉讼之外,调解、仲裁、协商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对社会矛盾纠纷发挥着化解作用。因此,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完善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环境保护领域,由于涉及利益主体多、利益关系复杂,社会矛盾纠纷多发、易发。并且,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引发的争议还具有原因难查明、因果关系难确定以及取证难、鉴定难、执行难、过程长等特点,仅仅依靠审判这一个途径无法满足社会高质量、高效率解决环境纠纷的需求。因此,在环境纠纷解决领域,多元解决机制日益受到重视。多元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是指为处理各类环境争议而建立的纠纷解决制度、机制和方式。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在我国,非诉讼的环境纠纷解决方式主要包括法院调解、行政调解、民间调解、仲裁、协商、磋商、约谈等。我国多元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不断建立健全,并已在实践中得到推广运用。比如,1994年仲裁法颁布后,随着民间仲裁机构不断发展,环境民间仲裁开始出现并发挥作用。2017年,中办国办印发《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提出开展赔偿磋商。磋商是解决环境纠纷的一种新方式,即当生态环境损害发生后,权利人对需要修复或赔偿的生态环境与赔偿义务人就损害事实与程度、赔偿责任承担方式等实际问题展开磋商,统筹考虑修复方案技术可行性、成本效益最优化、赔偿义务人赔偿能力、第三方治理可行性等情况,达成赔偿协议。这一方式体现了平等、自愿、协商、务实的理念。遵循依法推进、鼓励创新的原则,一些地方结合本地实际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磋商方式进行了有益探索。实践中,多元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目前还存在若干不尽如人意之处。一是理论建构还不系统,相关理论论述还比较松散、零碎;二是制度建设还不完善,一些非诉讼解决方式的应用还没有足够的法律依据;三是实践中通过非诉讼方式解决争议的案件数量远远不及诉讼方式。为了让多元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切实发挥作用,需要制定或修改相关法律法规,让各种解决方式于法有据,并实现制度化、程序化。比如,可以修改仲裁法,对环境仲裁中仲裁庭组成、仲裁员条件、管辖范围、仲裁协议等内容作出明确规定。支持地方积极探索环境仲裁制度,加快制定相关地方性法规。在生态环境损害领域,还可以积极探索环境纠纷解决的磋商机制,通过立法确认制度创新成果。提倡多元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并不是降低法院在环境争议解决中的地位和作用。相反,法院在多元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中应继续发挥关键主导作用,这主要体现为人民法院应当对多元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运行提供实质性保障,尤其是完善环境纠纷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的司法确认制度,通过该制度的正常运行推动各类调解制度真正落地。还应建立健全专门的非诉讼程序,并与司法程序有序衔接,鼓励引导当事人通过非诉讼方式解决环境纠纷,提高环境纠纷解决的质量和效率。(作者为国家环境咨询委员会委员、天津大学法学院院长)习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当前,我国脱贫攻坚正处于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关键阶段,所面对的都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难中之难,必须以更大的决心、更明确的思路、更精准的举措和超常规的力度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夯实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基础,切实做到脱真贫、真脱贫、不返贫。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2012—2017年,我国贫困人口减少6800多万,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3.1%。同时应看到,扶贫工作中仍存在一些短板:有的忽视发挥贫困群众主体作用,出现“干部干、群众看”的情况;有的搞低标准脱贫、突击式脱贫,甚至搞数字脱贫;还有的由争相“戴帽”变成盲目“摘帽”,有搞形式主义之嫌。这些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认真加以解决。力戒形式主义。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要增强忧患意识,强化问题导向,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明确新时代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战略定位,坚持真抓实干,力戒形式主义,增强脱贫攻坚的责任与担当。在具体扶贫实践中,要牢固树立宗旨意识,从脱贫难点入手,从群众需要出发,沉下心来帮扶,切实提高扶贫成效。坚持在精准上持续用力,瞄准脱贫目标改进政策安排、工作部署和业绩考核等工作,坚决防止低标准脱贫、突击式脱贫,更不能搞数字脱贫、虚假脱贫等形式主义。完善干部扶贫政绩考核机制,改进扶贫督查工作,减少不必要的检查考评,强化监督问责,及时曝光反面典型,让搞形式主义的人付出代价。激活内生动力。贫困群众是脱贫帮扶对象,也是脱贫致富主体,要唤醒他们的主体意识,充分调动其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其心热起来、手动起来,由“要我脱贫”向“我要脱贫”转变。只有把贫困群众主动脱贫的志气鼓起来,脱贫办法才会多起来。要通过劳动素质培养、职业技能培训、经营意识再造等方式,提升贫困群众的生产技能和竞争能力。引导社会力量投入脱贫攻坚战,优化扶贫政策措施,引导贫困群众树牢主体意识,发扬自力更生精神,增强改变贫困面貌的决心和信心。高效整合全社会资源,多方式、多渠道解决贫困群众脱贫致富问题。尤其要重视改善基层治理,完善驻村帮扶制度,激活贫困地区沉睡的资源,动员各方力量合力攻坚,构建外部多元扶贫与内部自我脱贫的互动机制,确保脱贫攻坚目标如期实现。增强造血功能。过去,一些地方扶贫偏重于“输血”,简单采取救济等扶贫方式,一些贫困群众虽然暂时脱了贫,但返贫率较高。消除深度贫困,要勇于突破常规思维,创新扶贫思路,大力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变“输血”为“造血”。精准扶贫既要精准施策,更要精准到户,找准对象拔“穷根”,明确靶向、量身定制、对症下药,真正帮到点上、扶到根上。精准扶贫不能仅仅“授之以鱼”,更要“授之以渔”。找准扶贫路子,完善体制机制,在精准施策上出实招、在精准推进上做实功、在精准落地上见实效;聚焦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贫困群体,突出问题导向,优化政策供给,下足绣花功夫;补齐产业扶贫短板,用足用活产业扶贫资金,积极探索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发展模式,确保贫困群众脱真贫、真脱贫、不返贫。(作者为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排污权交易是一种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污染防治模式,它通过充分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污染治理的积极性,让企业主动成为污染治理的主体。这不仅可以有效降低污染治理的社会成本、激励企业技术创新,还可以大幅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与污染防治效果,实现经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因此,积极推动排污权交易制度建设,是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打赢蓝天保卫战的制度创新和有效手段。从微观层面看,排污权交易制度是引导企业通过自主行为选择来实现大气污染治理的长效机制,在节约污染治理成本及技术创新激励下,企业将根据自身发展需要选择技术演化路径、增加绿色产出、提高减排绩效或者决定是否减产、迁移等。从宏观层面看,在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与技术创新双重推动下,排污权交易制度将有序引导产业合理转移和加快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从而显著提高地区污染物排放管理效率,使大气污染得到有效治理。目前,我国排污权交易制度建设试点稳步推进,排污权初始分配制度、定价机制和二级市场交易制度建设等都取得了一定进展。首先,排污权初始分配以低价起步、有偿分配为主。初始排污权数量的确定,宏观上主要考虑地区环境容量差异性,以国家和地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分配;微观上主要按照企业或项目的预测排污量或过往实际排污量来确定。其次,排污权定价机制建设取得成效。排污权初始价格由环保、物价、发改委等部门以行业治污成本为主要依据,并综合考虑资源稀缺程度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计算得出。再次,排污权二级市场交易制度基本确立。排污权二级市场的交易主体主要是政府和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进行排污权交易需要在政府规制下进行。同时也应看到,试点阶段形成的排污权交易制度还存在一些缺陷:政府决定的交易价格不一定能及时反映市场供需与竞争状况,排污权无法在省际进行交易导致缺乏统一有效的全国市场,中介公司、环保组织和个人投资者不能参与排污权交易等。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排污权交易制度作用的发挥。建立有效的排污权交易制度,不仅要推进排污权初始分配机制、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和交易机制等制度建设,提高企业参与排污权交易和减排的积极性;还要完善排污监管制度、政府绩效考评制度、信息公开制度、税收与财政制度等外部制度环境,使外部制度环境和内生动力机制形成良性互动。一方面,应加快完善排污权交易主体资格、初始分配制度、价格形成机制,不断拓宽排污权交易主体范围,提高排污权初始分配的效率与公平性,完善排污权交易价格市场形成机制,推进排污权交易二级市场制度建设。另一方面,应积极打造排污权交易制度有效发挥作用的外部环境,创新激励机制,通过排污权抵押贷款、创新交易方式等手段,激发企业主动治污减排;加强顶层设计,出台相关法律法规,确保排污权交易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完善大气污染治理的财政投入机制与政策,强化地方政府治理大气污染绩效考评机制;积极引进和开发先进污染监测技术,加强排污监测监管,健全大气污染治理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机制。(作者单位:湘潭大学商学院)核心阅读劳动是创造财富的源泉,对百姓来说,“钱袋子”越鼓,生活越有保障。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也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迫切需要。改革开放40年来,就业渠道更加多样,居民可支配收入不断增加,一项项改革的红利正在惠及每一位劳动者。劳动最光荣,奋斗最幸福。对于广大劳动者,“劳有所得”4个字在改革开放40年的进程中,含金量越来越高。从更加多样的就业渠道,到更高的可支配收入,一项项改革举措给广大劳动者带来了更多获得感。1178万2003年以来年均城镇新增就业1178万人左右,就业结构持续优化本科毕业,当身边的同学们纷纷奔赴工作岗位,北京大学毕业生黄学斌正埋头忙着自己的项目。“我们几个同学在一起做人工智能领域的创业项目,目前已找到了天使投资,正在为A轮融资做准备。”黄学斌说。同黄学斌一样,一毕业就创业成了越来越多毕业生的新选择。改革开放40年来,从“统包统配”到自主就业,再到主动创业,我国的就业市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是世界上人口和劳动力最多的国家,就业任务十分艰巨。经过长期努力,我国基本实现了比较充分的就业。城镇新增就业自2003年建立统计制度以来,年均达到1178万人左右。党的十八大以来,城镇新增就业连续5年保持在1300万人以上。尤其是高校毕业生这一重点人群,虽然高校毕业生人数年均突破750万,但年底总体就业率一直保持在90%以上。2017年末全国就业人员达7.76亿人,比1978年增加3.75亿人。不仅仅是数量上的变化,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持续优化,就业结构逐步改善,就业的渠道越来越宽了。从城乡结构看,城镇就业人员规模不断扩大,由1978年的0.95亿人增至2017年的4.25亿人,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由23.7%上升至54.7%;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2017年末全国农民工总量达2.87亿人,成为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城乡就业格局发生历史性转折,2014年城镇就业人数首次超过乡村。从三次产业结构看,2011年第三产业就业人员首次超过第一产业,成为吸纳就业的第一主体。1978年,全国就业人员中,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70.5%;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占17.3%;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12.2%。而在2017年,这三个数字分别是27%、28.1%、44.9%,第三产业占主导的“倒金字塔”就业结构进一步形成。“进入新时代,以‘互联网+’、智能制造为代表的新经济蓬勃发展,掀起了一轮创业创新的热潮,不仅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而且创造了更多新职业和大量新岗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卢爱红说。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估算,在2016年增加的全部就业中,新经济的贡献率达70%左右。11.5%2012年—2017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名义增长11.5%,收入水平节节高就业好,光数量增加还不够,质量也得提升。“我是改革开放初期参加工作的,当时每个月工资只有几十块钱,根本不敢想象自己有一天每月能拿上万元工资。这两年,工资一年上一个台阶,日子越来越好。”湖南长沙某机械企业高级工程师郝立秋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总体保持快速增长,就业规模持续扩大。但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增长相对缓慢。党的十八大以来,2012年—2016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从46769元提高到67569元,年均名义增长11.1%。2017年更上一层楼,平均工资达74318元,比上年增加6749元,同比增长10.0%,增速比2016年加快1.1个百分点;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8.2%。2012年—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6510元提高到25974元,年均名义增长11.5%,高于同期GDP年均增速。“我国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已基本同步甚至高出经济增速,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增长的成果正在惠及全体劳动者,就业的质量越来越高。”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车伟说。有关专家表示,在国家一系列收入分配政策法规的规范下,收入分配机制逐步完善。2014年党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的意见》,全面部署国企特别是央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2018年5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改革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的意见》,对工资总额决定机制、工资总额管理方式、企业内部工资分配管理等事项进行了规定。要求非竞争性国有企业职工工资增长受工资指导线制度指导,进一步促进公平。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履职待遇等逐步规范,有利于引导国有企业薪酬公平合理分配。此外,法官、检察官工资制度改革,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和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有利于调动多方面群体的积极性;用人单位财务会计制度的健全和审计工作的加强,进一步规范了收入分配秩序。“在充分肯定收入分配改革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要看到,目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全国行业平均工资差距虽有所下降,但总体看仍然偏大。”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说,我们还需进一步加大收入分配改革力度,加快解决居民收入和财产分布中存在的问题,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格局。90%全国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连续几年保持在90%以上,就业保障网越织越密“发工资啦!”在中建公司当上了小队长的赵立业通知工友们领工资。作为“资深”农民工,赵立业也曾有过痛苦的讨薪经历,他说:“如今的日子有保障多了,签上了劳动合同,按月领薪,还有工伤保险。”作为现代化建设生力军的农民工群体,工资遭拖欠现象一度让人揪心。2002年1月,追缴行动全面起步,国务院下发通知要求,消除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等现象。从对恶意欠薪建筑企业实行“一票否决”,到建立欠薪保障基金,再到公布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各地不断“出实招”,探索解决欠薪的长效机制,农民工欠薪难题正得到逐步解决。不仅是农民工,针对低收入劳动者,2004年,我国开始实施《最低工资规定》,有效地保障了低收入劳动者的权益。2004年各地最低工资标准各档次平均值为386元,而到2017年,各地标准中最低的也达到了1000元,最高的上海达到了2300元,涨幅明显。2018年以来,截至6月1日,又有8个地区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调整幅度为12.3%。法律体系逐步完善,保障劳动者权益。从1983年开始劳动合同制试点到1986年实行劳动制度四项改革,从1995年劳动法实施到2008年就业促进法、劳动合同法实施,促进就业和劳动关系调整的法律体系逐步完善,劳动合同这一劳动者的“护身符”逐渐落到实处。近年来,全国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连续几年保持在90%以上。作为劳动者的保障大网,我国社会保险覆盖范围不断扩大,2016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的参保人数分别达到3.79亿人、2.95亿人、1.81亿人、2.19亿人和1.84亿人,较2012年末分别增长24.6%、11.6%、18.8%、15.2%和19.4%。我国扩大社保覆盖面的成就受到国际社会高度肯定,2016年11月国际社会保障协会授予中国政府“社会保障杰出成就奖”。不仅是社会保障覆盖面扩大,待遇水平也在提高。近年来,失业保险金年均增长11.3%;生育保险金年均增长8.1%;2016年职工医疗保险和居民医疗保险最高支付限额分别为当地职工平均工资和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倍。越织越密、越扎越牢的社会保障网,正在有力地保障人民生活。日前,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在京举行。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举措,也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

  加重处分,是指在本条例规定的违纪行为应当受到的处分幅度以外,加重一档给予处分。

  第一百零三条违反有关规定组织、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高消费娱乐、健身活动,或者用公款购买赠送或者发放礼品、消费卡(券)等,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一百二十三条党组织有下列行为之一,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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